冬天的北国,空旷、辽阔。朔风在原野间呼啸,经霜的树叶,在这寒风中猝然脱落,在干燥的沙碛地面上旋转、飞舞着。

    唐康骑在马上,举目四望,目力所及之内,除了他身后绵延逶迤的使团,以及周围护送的契丹军队,整个天地之间,竟似渺无人烟一般。只有几只乌鸦落在远处河边的几棵杨树上,张开翅膀,凄凉的叫着——虽然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度过,但对唐康而言,这种黑色的大鸟,始终是不详的象征,这一点上,显示着他骨子里依然是南方人——而这更让唐康心里泛起一种苍凉的感觉。

    再走二十里,便是广平甸——契丹皇帝冬捺钵的行在之所。

    唐康始终无法理解契丹人的思维。作为一个积极推广汉化,锐意革新的皇帝,耶律浚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中京大定府作为行政都的地位,但是,这个皇帝却始终未能彻底革除他祖先的“弊政”,每年都要带着自己的朝廷到处乱转。这样的统治方式,在以往契丹以部族自治为主之时,或许还并无不可;然而,在耶律浚的锐意变革之后,辽国朝廷直接控制、管理的州县人口越来越多,此时还搞什么“四时捺钵”,就显得有点食古不化了。

    当然,这只是契丹的内政。耶律浚若治理不好自己的国家,唐康只会幸灾乐祸,绝不会有半点的同情与担心。只是契丹的这种制度,对于各国的使臣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折磨。在各国流行互派常驻使臣的今日,耶律浚的四时捺钵,亦意味着各国的驻辽使臣也必须每年跟着他乱跑。而对于唐康这样的特使来说,则意味着他必须在寒风凛冽的季节,鞍马劳顿,跑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拜会契丹的皇帝。

    唐康在心里咒骂着。但想起自己的使命,又感到一种兴奋。

    这一年是大辽太平中兴十一年,大宋绍圣六年。时方三十六岁的唐康,以大名府任上考绩优异,累迁至武经阁侍读、枢密院副都承旨,此番奉旨使辽,乃是为了与辽国谈判,修改或终止由如今的兵部尚书章敦在六年前与辽国签订的“互市条约”。

    熙宁十八年签订的那份条约,原本应当在去年五年到期后就终止,但宋辽双方谈判没有结果,左丞相司马光顾及两朝交好,又做出妥协,令此议延长了一年。然此事却在宋朝朝野招致极大的不满,更闹出不少风波,迫于压力,两府终于决定,无论如何,都必须修改或终止条约。这才差唐康为特使,出使辽国,向耶律浚表示诚意,并妥为解释。

    妥为解释!

    唐康不由在心里冷笑着。

    说到底,这不过是司马光的一厢情愿罢了。自从绍圣三年,太皇太后下旨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后,七十多岁的左丞相司马光,在唐康等人的心中,便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怯懦怕事了——

    他先是在绍圣三年,上表请求召回吕公著,但吕公著回京时,已是口齿不清,不到一个月,便老死于府中。然后,他又请求召回文彦博,但文彦博坚拒不允,反而请求致仕,最后以太师、加两镇节度使致仕,隐居于洛阳。

    仅以此一事,唐康便觉司马光不及文彦博多矣。

    这并非是因为唐康是文家的孙女婿,所以偏袒文彦博。便以与辽国互市条约之事来说,六年前签订此约,或属迫不得已,然至绍圣六年,大宋朝早已以令人意想不到的度,走出了高宗皇帝大行时的困境。

    先是绍圣元年,宋夏议和。石越与司马光一道,顶着国内反对者的压力,遣蔡卞出使夏国,在黑水城与李秉常议定盟约,宋朝以允许秉常每年遣使祭祖、**愿意西迁的党项贵人、开换互市、重新册封李秉常为西夏国王、同意两国互驻使节一共五项让步,换取秉常向宋称臣并采用宋朝年号。绍圣二年,王安礼与李宪又奉旨与西夏议定边界,双方并口头承诺,秉常不再东向图谋西夏故地,而宋朝则默认秉常兼并西域之行为。

    自此,秉常得以全力经营西域,再无东顾之忧。而宋朝在全面收缩之战略下,也乐得换取西北边境之安宁,从此可以着力消化收复的河西之地,进一步巩固在河西的统治。

    这一策略效果显著,虽然有情报显示,在绍圣五年,已然兼并高昌、龟兹,并且数度大破黑汗,眼见着就要并有西域全境的西夏,在迁都高昌后,悄悄地恢复了年号。但是,这几年来,宋夏边境,却是的的确确做到了和平相处。而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两国互市规模不断扩大,宋朝从河西至横山、河湟,户口滋衍,府库充盈,阡陌相连,羊牛成群。而宋军大量转为屯田军,不仅极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连带着让陕西腹地,也得到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绍圣五年,朝廷更是在横山、河湟、河西诸地,做了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朝廷征召了三千僧道,在这些地区大做法事,度死于战争的亡魂——这倒并非没有先例,但此后,石越又下令这些僧道深入各蕃部,替各蕃部医治人畜,朝廷并为此拨出三十万贯缗钱,购买草药,赐予诸部落。

    石越此举,固然显示了如今宋朝西北各族关系之和好前所未有,亦间接展示了宋朝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良好。

    的确,时至今时今日,汴京的物价,仍然未能恢复到七八年以前的水准,但自熙宁十八年行盐债开始,尽管围绕盐债之事,争议不断,甚至偶有紧张之局面,但得到司马光与王安石支持的盐债,毕竟得以顺利行,朝廷得此巨额资金,不仅可以为交钞、钱庄存款提供担保,而且还帮助朝廷度过了财政困难之时期。

    在交钞与钱庄稳定之后,尽管很快海外之凌州与金州又生了战争,但原本预期将惨淡经营的海商与东南作坊,却也因为封建,获得了新的机会。自熙宁十八年开始,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宗室之藩,他们在汴京与杭州大量变卖资产,以购买需要的物品,并募集人才与劳动力,大宋朝一百余年来宗室的财富积累,在几年之内,几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场,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与杭州的交易活跃繁荣,由此带动的一个个地区、行业的繁荣,效果更不可估量。而到了封国后,为筹措最初的资金,诸侯们更是不惜大量的出卖利益,从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务关税,到开放矿山,更有甚者甚至雇佣武伴当为佣兵,替他们征服夷人,然后诸侯与佣兵们坐地分成,分享赋税

    海商们在诸侯国或身居要职,或与诸侯们分庭抗礼,但多数人仍然甘愿当宋朝的臣民,他们也给宋朝朝廷带来了可观的税收。绍圣五年,朝廷在市舶务关税、海外商品禁榷专卖两项收入上,便过了一千万贯缗钱。而这,还是在宋辇交恶,东西商路几近断绝的情况下取得的。

    东南诸路更趋繁荣,不仅两浙、福建诸路远胜旧观,湖广四路的户口、垦田数、粮食产量、税收,更是逐年增长。而益州路历五六年之休养,亦已渐渐恢复元气。在划定蜀币区、禁军大举北撤后,益州物价渐渐平稳,此后五年间,朝廷在益州小心翼翼的回收着纸币,至绍圣五年,益州的情形,看起来反比以往作为铁钱区时更加乐观。虽然朝廷仍未开放蜀币与交钞之兑换,人们出入益州,携带钱钞无用,只能带货物或者黄白之物,但这与以往实施铁钱区时一样,货币的不能通用,反倒促进了益州与外界的贸易。而蜀币作为铁钱所没有的优点是,行蜀币成本远远低于铁钱,而铁钱易于盗铸,携带不便,蜀币则反而盗印不易,携带方便。五年时间,不仅益州军民早已接受蜀币,在那些商人那里,一贯蜀币甚至能换到一贯二十文的交钞。也就是说,在实际上,蜀币比交钞更值钱。

    的确,益州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惊人的。只须朝廷安分下来,百姓就会扛起锄头,自己养活自己。陈元凤在益州,只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剿抚并用,就平息了益州全境的盗贼,并因此升任转运副使。

    叛乱的西南夷在几次主动出击骚扰皆被王厚、慕容谦击败后,很快便不敢再挑衅宋朝。眼见着一两年间宋朝都未来征讨,这些叛乱的部落顺理成章的又重新开始了互相之间的仇杀,在陈元凤、王厚、慕容谦、何畏之的暗中挑拨、收买、分化之下,三四年间,这些部族要么重新归附宋朝,要么早已将项上人头,悬在了戎州的城门之上。

    绍圣五年,陈元凤甚至上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奏状,请求朝廷允许他益州之兵,清算当年西南夷叛乱时的领头部落,乃至要惩戒后来曾经接纳过某几个部族投附的大理国。

    在司马光做主的政事堂,这份奏状当然不可能被采纳。为了怕陈元凤惹是生非,司马光干脆将这位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能吏”,以“历练”为名,升任河北路学政使。

    绍圣五年的司马光,是如日中天的司马光。无论他做什么事,两府都没有人会反对。

    在这一年,朝廷如约赎回了第一批五年期的盐债,没有一文钱的拖欠。旧党中与司马光渐渐疏远的那群人,虽然也有极少数的人,将此视为自己持续五年抗争的胜利,宣称朝廷只是勉强做了件理所应当的事,但大多数人,要么沉默不语,闭上了嘴巴,要么公开转变态度,赞扬司马光。

    仿佛这全是司马君实的功劳!唐康在心里面愤愤不平的想道。仿佛这全是司马君实的功劳!

    其实谁都知道,若非是石越,甚至若非是有王安石在杭州主持东南之盐债、封建诸事,根本便不可能有今日之局面。然而,汴京的旧党们记不起远在杭州的王安石,也将石越的功绩视为理所当然,在他们看来,这一切的关键,全在于当初司马光坚定的支持了石越。

    世间之事,便是如此的荒诞可笑。

    所以,这一年,司马光的威望达到了。

    但绍圣五年的司马光,亦是暮气沉沉的司马光。

    这位七十多岁的司马相公,已经不能每日上朝,只能五日一朝。政事堂的政务,几乎全部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主持。而这位左丞相所做的事情,则是拒绝了陈元凤清算西南夷逆的奏状,驳回了文焕、薛奕请求西征注辇国的奏状,默认了李秉常在高昌恢复年号,委曲求全的继续执行与契丹这份早应终止的条约!

    他支持的唯一一件大事,是再行五百万缗新债券,用来筹措资金,修复陕西的灌溉水道。绍圣五年,朝廷国库倒并不缺钱,只不过石越与两府皆认为国库里应当多留一点积蓄,以备不时之需,而直到那时候,在究竟应当继续回收交钞,还是可以适当再行一些交钞之间,两府依然拿不定主意。这一点上,每个人都是惊弓之鸟,不管食货社提出多少理论,太府寺怎么进谏,甚至连石越都固执的认为,在国库储备的金银铜与行的交钞最少达到一比三之前,绝对不宜再行交钞。司马光显然也持这种心理,于是。行适度的债券,反而更加容易得到两府的支持。

    总而言之,司马光依然抱着他熙宁十八年所定下的策略,不肯做出任何改变。只要没有人来侵犯大宋,他便不希望兴起一丝半点的边事,无论那对宋朝有利还是无益;只要财政不出问题,他便希望将当前的政策继续维持下去,最好不要有任何新的冒险政策出现

    但是,司马光甘心如此,可并不代表这个国家甘心如此!

    这不是一个安静的时代。

    亦不是一个属于七十多岁的老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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