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将至,朝臣们正自忙着处置政务,岂料太学祭酒卫绾在长安周报的一篇撰文,彻底震撼了大汉朝野。

    卫绾身为帝师,本就地位超然,加之担任太学祭酒二十载,执名士之牛耳,深受天下士人敬仰,其影响力何其之大。

    在皇帝刘彻的刻意引导下,卫绾多年来皆在太学试着推行海纳百川的所谓“汉学”,而卫绾此篇撰文,正是意图彻底奠定汉学地位,名为《汉学当立》。

    何为汉学?

    汲百家之涵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之汉室新学。

    汉初数朝皆采休养生息的国策,故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无为”倒非一味消极,立意主旨乃是“无为则无不可为”,故学风和政风都颇为开明,尤是文坛风气隐有恢复先秦百家争鸣的趋势。

    若非史上汉武帝出于“大一统”的需求,搞出“儒皮法骨”的独尊儒术,且后世汉人不了解其真实本意,将武帝借助儒家的手段扭曲为最终目的崇儒,使得儒家借机做大,玩命的打压诸子百家,华夏历史或许会有另一番风貌。

    后世儒吹多是叫嚣“若无儒家,何来华夏文明数千年传承”,岂不可笑?

    刘彻穿越后,也曾想过要改变儒生“孔子独圣”的傲慢心态,然不肯变通的腐儒太多,他没精力也没心情与腐儒们耗下去,索性大力扶持儒家中最为识趣的公羊学派,以此裂解儒家。

    胡毋生为首的公羊理论派宗师大量进入太学,将公羊春秋与韩非子中的刑名之学加以糅合,求同易异,并以韩非子为根基,公羊春秋为佐辅,撰写了诸多主次分明的学理著作。

    随着诸子百家的学说逐渐复起,非但儒家发生了裂变,以黄老学说为根基的大汉道家学派也渐渐发生了转变。

    太史令司马谈耗去十载光阴,重新编撰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典籍,并为先秦诸子作传,且撰写了《论六家之要旨》,认为各家思想互有短长,唯道家思想最能综合各派之长,“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饶是有皇帝刘彻的支持,然想要以兼容并蓄的道学将诸子百家的精髓融汇贯通,成为整个民族的思想主干,仍是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刘彻也想保持开明学风,既不打算独尊道学,更不可能独尊儒术,禁锢臣民乃至后世子孙的思维,实在是遗祸千古。

    然哲学乃是文明的底层架构,成体系且得到绝大多数族人认同的哲学思维,是民族凝聚的基础,也是文明延续所必须的承载物。

    也正因如此,后世华夏虽多有批判腐儒遗毒,但也不可完全抹杀儒家对华夏传承的贡献,若勉强要类比,就好似咱们华夏老祖宗原本做了煎饼、馒头、包子和水饺,最后馒头阴差阳错的成为主食,且摆了大半个餐桌,后人不得不多吃馒头,以此繁衍了两千年。

    馒头本身没什么错,摆桌的人却是错了。

    现今轮到刘彻摆桌,自然要为后世子孙留下满座丰富菜色,不再没得选择。

    在现今的情势下,无论是继续崇尚道学,还是改革和扶持所谓的新儒学,都不免会排挤到其余百家学说的生存空间。

    汉学的概念,就此孕育而生,以为中庸,不偏不倚,可居中调和。

    华夏民族,这个概念在汉代其实是不存在的,是后世华夏面对亡国灭种的大难时,为团结所有力量,不得不提出的宽泛概念。

    汉人,汉民族,才是汉代的概念,是华夏百姓在经历了先秦数百年战乱后,对天下一统的渴望,以及对强汉的肯定和自豪,从而自然催生出的概念,真正延续两千多年的概念。

    若非如此,后世华夏人为何多为汉族,国外有唐人街没错,但有“唐族”概念么?

    没有的!

    我们汉民族体内流淌着炎黄骨血和汉室传承,要自信,要自爱,要自重!

    言归正传,汉民族的概念无须刘彻定义,现今的大汉强绝于世,华夏百姓皆以汉人自居,以身为汉人而自傲,民族凝聚力是毋庸置疑的。

    卫绾之所以要奠定所谓的汉学根基,正式提出“汉学当立”,将汉学定为大汉国学,自是出于刘彻的授意。

    汉民族,不再受限于甚么儒道之争,百家互斗,所谓的百家争鸣,必须居于汉学的大框架下,所谓的诸子百家,也只能视为汉学流派。

    汉学,必须拔高到顶层架构。

    汉室学说,对内可百家争鸣,对外却唯有一个声音。

    内施王道,礼义廉耻,崇尚德行;

    外行霸道,剑戟斧钺,慑服四夷!

    士族反弹?

    道家,儒家,旁的诸子百家仍不知变通,抵死不从?

    不存在的!

    饶是各家各派的宗师们心有疑忌,唯恐自家学派被所谓的“汉学”拆吞入腹,成为养分,但无人敢跳出了批驳卫绾。

    不止是忌惮于帝师卫绾在士族的威望,也非单纯畏惧皇帝刘彻杀伐果决的铁腕,而是不敢与民意为敌,遭受万民唾骂。

    或许有不怕死的士人,但在极重声名的汉代,所谓的风骨,并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和执拗。

    有民意支撑时,诤臣敢与帝皇争辩,苦谏不听则当殿撞柱,是为死谏,则万民称颂之。

    若无民意支撑,大臣惹以死要挟帝皇,则是故意往天家头上泼粪,大汉臣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传扬出去,名声是要臭大街的。

    民意如川,无人敢逆。

    汉人,尊崇汉学有何不妥?

    道家和儒家底蕴再厚,信众再多,难不成还妄图独立于汉学之外?

    莫非对汉室社稷有甚不满,想另起炉灶,祈盼出现个纯粹的道家皇朝或儒家皇朝?

    不敢的,没人敢!

    大汉立朝七十八载,愈发国富民强,尤是刘彻登基后的十余年间,大汉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汉室声望已然攀上了亘古未见的高点。

    毫不夸张的说,即便刘彻现今说他是神,绝大多数老百姓也会深信不疑的,较为清醒的王侯权贵们或许不以为然,却也绝不敢说出口,否则那些“愚昧百姓”是会将他们活活撕碎的。

    帝师撰文,主张“汉学当立”,皇帝当殿说了两个字,“大善”!

    于是乎,汉学得立!

    太学即刻重整规制,并举两院,是为汉学院与科学院。

    汉学院辖下,重划系所,纳百家学说及不同流派,诸如道学研究所,儒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墨学研究所……

    各学派宗师皆称院士,其座下弟子学业专精者,可为博士,博士弟子则为学士。

    今后凡太学诸官撰写著作,著作名称及署名头衔皆不以百家划分,而以学派为别,以道学代道家,以儒学代儒家,以百学代百家。

    以儒学为例子,儒学研究所又分六大学系,是为左氏、公羊、梁、邹氏、夹氏和旁博,所谓旁博者,取旁征博引之意,亦为不同与主流学派者。

    汉学为主干,儒学为分支,六大学系则为细项。

    经过二十载的努力,刘彻终是达成了目的,将儒家彻底裂解打散,而多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家,亦是如此,不得不顺应时局,化为养分,滋养日渐成型的汉学体系。

    太史令司马谈则改任汉学院的院监,官秩同于科学院院监刘乘,负责巩固和完善汉学体系。

    世人皆是看得清楚明白,帝师卫绾年事已高,近年除却偶尔到宫邸学舍教授课业,多半时候都是深居简出,在府中著书立说,鲜少露面了。

    司马谈此时入太学任官,且执掌两院中的汉学院,无疑是要为日后继任太学祭酒做准备,毕竟科学院诸官向来鲜少过问太学具体事务,院监刘乘更是醉心于所谓的科研项目,又身为亲王,压根无意太学祭酒之位。

    现今朝中掌文教者,一为太常府,一为太学。

    太常府文教司掌天下官学,太学则为诸学之首,文教司虽可掌控大批师资,可批复大笔文教预算,包括太学的赀财拨付,然太学祭酒却是不受太常卿辖制的。

    且不论现任太学祭酒卫绾乃是帝师,位同三公,即便日后继任之人不似卫绾般地位超然,至少也会位列诸卿,可直达天听,非是太常卿能擅自指派的。

    司马谈未入不惑之年,却力压诸多皓首穷经的学派宗师,出任汉学院院监,可见皇帝对他的信重,亦可知他执掌汉学院后的诸般作为,必是代表着皇帝陛下的意志。

    想要自家学说想要不被摒弃在汉学体系之外,想要自身及弟子门人不被士族孤立,就要懂得观风向,闻弦知意。

    习得文武艺,卖予帝皇家。

    在皇权时代,非主流学说是没有前途的,自命清高的孤立治学更是不切实际,先不谈甚么理想,饿着肚子追求自身认定的真理和大道,这类人肯定有,但毕竟不多。

    孔子弟子三千,饶是不怎的受诸侯待见,可仍是四处求官,说好听的是想实现胸中抱负,说难听的也只是想混口饭吃。

    这有甚么好讳言的,不吹不黑,衡平视之罢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后世华夏的公知精英和圣母表们,若非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焉能吃饱了撑得去宣扬甚么博爱和普世价值?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仓廪足方可知礼仪,各派宗师及其弟子门人也是要吃饭的,在现今的大汉,文人想吃饱肚子,最好的途径就是入仕,捧上朝廷和各地官府的铁饭碗。

    不为五斗米折腰?

    真若家中无米,饿上数日,半碗米饭你都要折腰的,真就是人性,谈不上甚么高尚还是丑陋,现实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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