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在秦汉两朝,谓之函谷关以东,大江以北的六国故地。

    暴秦二世而亡,及至大汉初立,关东豪族林立,士子礼文,豪杰任侠,世家豢养门客之风远盛于关中,更遑论巴蜀、江南与西南之地。

    历代汉帝有鉴于此,皆对关东行“抑豪”之举,先徙齐诸田,楚昭、曲、景及诸功臣于长陵,后又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以弱关东豪族。

    及至今上刘彻登基,更颁布王侯京居令,迁各地王侯入京,且令巡察御史明察暗访各郡县,内朝更设尚书台以纠举勾连豪族之朝臣,另有暗卫多方探察,凡武断乡曲、横行邦邑、雄张闾里者,无论豪滑之民,累世大族抑或封疆大吏,皆依律重惩,夺爵抄家者为数甚众。

    非止于此,汉廷虽愈发薄徭轻赋,隐有彻底废除丁口税赋的趋势,然仅限寻常汉人,凡家中僮仆、私兵、门客、奴隶,反是要加征重税,尤是私兵,依其主家爵位,豢养数量与所持兵械皆有严苛限制,妄自聚众执械、扰民逼官者,更视同谋逆,断狱刑罪之重,可至枭首夷族。

    此等严刑峻法下,莫道关东之地,便是民风剽悍的关中,世家豪族皆不敢违禁,爵位在身者为免犯忌,往往主动裁减大半私兵,豢养门客的风气也渐渐转向,多文士而少侠客。

    譬如梁王刘武,昔年豢养的数千门客,早已遣散大半,甚么剑客豪侠皆是不留,唯余一众文士僚属,陪他饮酒作赋,终日风花雪月,亦是悠然惬意。

    如此情形,虽符合汉廷利益,然在短期内,也免不得些许麻烦。

    世家大族纷纷裁减私兵,遣散门客,导致各郡县出现了不少无业游民,此类群体虽不至好吃懒做,终归由奢入俭,失却了主家给予的优渥待遇,要回乡自食其力,心理落差必是有的,心态也须调适。

    好在大汉愈发富足,耕者有其田,劳者得其食,但凡肯努力谋生之人,总不至流落街头,食不果腹,饶是家徒四壁的鳏寡孤独,各地官府乃至乡里都广设粥棚,施饭赠衣以为救济,终归是冻不死、饿不死。

    或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偏想不劳而获,享受锦衣玉食者,以任侠之名,行盗寇之事,各地官府皆力行峻法,遣吏卒乃至府兵将之擒拿剿杀。

    现今之世,官府甚得民心,凡有作乱为祸者,人人皆曰可杀,鲜有包庇匪患的百姓。

    尤是统掌京畿治安的中尉府,蝰蛇张汤虽已外放玄菟太守,然现任的中尉也不是心慈手软之人,却是曾拜大将军,领军征伐巽加与安息的胶东王刘寄。

    身为大汉亲王,背后又有皇帝兄长为其撑腰,没甚么世家豪门是他不敢得罪的,没甚么高爵勋贵是他不敢杀的。

    他得罪的权贵愈多,下手愈狠,中尉的位置做得愈稳当,也愈发得皇帝信重。

    所谓孤臣,不外如是。

    二十余年来,接连三任中尉皆是狠人,苍鹰郅都、蝰蛇张汤、暴虎刘寄,使得关中世家愈发遵纪守法,京畿治安愈发良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实乃天下首善之地。

    有此典范在前,各郡县的主官仆射每岁返京述职,自要被公府用以参照,列入政绩核鉴,使得诸多主官返归治地后,皆大力整肃治安,打击违法乱纪的游侠盗寇,饶是对本地豪强也毫不手软。

    阻人官途,无异夺妻杀父,莫以为都尉与县尉辖下的府兵刀刃不利乎?

    如是多年,汉廷“抑豪”之举成效卓著,各郡县皆治安良善,地方豪强也渐渐分化削弱,世家大族虽仍常联姻维系,彼此守望相助,却已不复秦末之盛。

    饶是如此,想完全消灭世家势力,不现实,也无此可能,后世的华夏和欧美都做不到,现今的大汉更做不到。

    古外今来,历朝历代,从未做到过,或许直至人类彻底消亡,都是难以做到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天性。

    莫说以宗族为主体架构的世家,便是地域之别,也有不同的群体之分。

    现今大汉,中央集权体制已近极致,皇权至尊至上。

    习得文武艺,货于帝皇家,士子想要出人头地,进入官僚体制,无疑是最佳选择。

    然随着汉廷普及官学教育,任官取仕的面向更广,选择更多,不再拘泥于精通经史子集的文士,尤是大农府辖下八大附府,多选学有专精者。

    举士待诏的太学,更已重整规制,并举两院,是为汉学院与科学院。

    近年来,公府取官反是愈发偏向科学院诸博士或政经官学的学子,即皇帝陛下所谓的行政、经贸、财税与理工人才,读书人若只知清谈务虚,难得重用。

    旧士族不是没有反弹,然现今皇权独大,天子恩威并施,既普惠万民,又广纳世家子弟和寒门士子入各大学府就学,权贵的利益有所保障,庶民亦得见进身之阶,自不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为少数利益受损的文士摇旗呐喊。

    文士造反,三年不成。

    高祖刘邦尿溺儒冠,不正是鄙薄腐儒只会动嘴么?

    饶是后世华夏的公知精英们,亦只能敲击键盘,做网络喷子,指着他们经世治国,倒不如订阅本书,让作者君得了稿费,买根肉骨头,对他们道一句:嗟,来之食!

    嗯……又是离题,实乃近日蛮夷媒体借交趾偷渡客之事,污我华夏,诸多公知见猎心喜,造谣诽讥,吾深以为耻,不吐不快。

    言归正传,话说从头。

    世家权贵遣散门客,朝廷公府又易取仕规制,使得不少因循守旧的文士丢了饭碗,不得不另谋出路。

    有返乡归家,躬耕营商者;有申往官学,任教授业者;亦有心怀不甘,谋求举荐者。

    举荐贤良,乃是汉官风气,然不是每位官员都可向公府乃至皇帝举荐的。

    譬如现任大农令孔仅,昔年得举的“孝廉”一科,属于清流之目,乃由各郡主官察举,太守每岁仅可推举数人至京师,由公府加以考评。

    一郡之地,每岁数人,比后世华夏各省的高考状元也差不了多少,更要才德兼备,声名在外,还要太守这等封疆大吏肯以自身名望作保,否则若是举荐之人日后闹出甚么岔子,身为举荐人的太守少不得要落个“识人不明”的名头。

    在地方郡县,想获得举荐,着实难于登天。

    唯在高爵勋贵云集的京畿之地,尤是在长安城内,文士若得扬名,得朝堂重臣看重举荐,或得名士宿老青睐,批下不错的品鉴之言,想入仕无疑要更容易些。

    若说攀附权贵,未免太过,然想获得举荐的文士,找些机会登门拜谒显贵和名宿,倒也属寻常。

    长安权贵们对小有名气的文士,虽不会再随意收为门客,却也会以礼相待,虽说多半不会亲自接待,却也会让家中子侄好生招待,既可获得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亦可结下几分善缘。

    莫欺少年穷,指不定有谁日后飞黄腾达,不求其知恩图报,好歹莫因今日怠慢,遭人记恨在心。

    当然,想登门拜谒,也要寻个合宜的由头。

    最普遍的方式,也是华夏自古最容易拉近彼此关系的形式,无非就是叙同乡情谊。

    有道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同乡之间,尤是远离家乡的游子间,终归能聊聊乡愁,聊聊故乡那些熟悉而难忘的人和事。

    况且,在汉廷未普及官学教育前,教育资源乃是被权贵与士族垄断的,民间的求学途径不多,许多名士皆师出同门,尤是同个地域的士子,多多少少都能扯上些关系。

    譬如现今儒家执牛耳者,公羊学派宗师胡毋生,其弟子淄川公孙弘、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皆为关东大儒,谓之公羊五士。

    儒家源出齐鲁,胡毋生又出身齐地,且现任太学汉学院的博士仆射,为儒家博士之首,故公羊学派大兴,齐地儒生多习之,以胡毋生的徒子徒孙自居,倒也不为过。

    这没甚么可非议的,但凡想上进,就不宜孤高自赏,必得懂得找到展示自身的舞台,尤是看重入仕的儒家,孔夫子周游列国,与其说是为了收徒授业,更多的无非就是为了求得诸侯重用。

    汉室崇尚黄老之学,当今天子虽不抑制儒学,却也不独厚儒家,而冀望兼容并蓄,汲百家之涵养,充实完善所谓的汉学。

    穷则思变,儒生眼见大势所趋,自是顺应时局,老老实实的阅览百家经典,不再执着于“孔子独圣”的傲慢,固步自封,免遭汉学体系内诸子百家的孤立。

    公羊学派最早顺势而为,得以大兴,故齐地儒生也沾了不少光,至少不似某些固执的儒家学派般受人排挤。

    长安城内,未得公府任官的齐地儒生,更是时常相聚,除却抱团取暖,更是为在齐地大儒前混个脸熟,展示展示才学。

    只不过,光得大儒看重,也不足让儒生们平步青云,但凡有些门路的,还会登门拜谒同为齐地出身的高官显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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