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厉害吧?战功卓著,最终为啥落得一个杀身之祸?比他更操蛋的宋朝官员一抓一大把,怎么没一个丢了性命的?

    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岳飞再怎么厉害,在大宋官员和皇帝眼中也是个异类,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而是一个纯粹的武人。

    他得不到宋朝主流阶级的认可,稍微犯点错误,不光没人帮你说话,还全是落井下石的,这就叫阶级认同感。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这时候的知识分子有时代局限性,但他们还比较纯粹,踏踏实实做学问、用良知说话、爱惜名誉、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才是他们的最高追求。

    不管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争论的只是学术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对的,才是对国家有利的,并誓死捍卫寸步不让。这种争斗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更不是为了政治利益互相倾轧,底线比较高。

    其实这种争夺对国家和社会利大于弊,理不辨不明。凡事必须拿到桌面上掰扯清楚才能知道好坏利弊,不能一方说了算,别人连提意见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这样就失去了纠错功能。

    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可以做到永远正确,越是重大的决策就越要更多声音一起争论、推演。

    不怕慢就怕错,走慢点没关系,只要方向正确总是在前进的。但要是走错了方向,走得越快越完蛋。

    这种重大决策只需要错一次,就很可能抹除掉前面的九十九次正确,让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它会耗费极大的社会资源,再想改回来,还得浪费更多。

    宋朝的派系斗争和党争大多是属于学术上的争论,不管输赢都不掺杂性命攸关的问题,这就让参与者的道德底线不会太低。

    试想一下,如果谁输谁就会被入狱甚至杀头或者满门抄斩,那争起来还顾得上道德吗?必须是什么龌龊招数都得用出来,力求把对方先置于死地。什么脸面、节操都忘了,因为输了就是死,这就是人性。

    假如压力没有那么大,输了不过就是暂时失势,就像考试考砸了回去再复习一年,把自己的学问做好还可以重头再来。

    那时政客们的道德底线就会相对高一点,不会随便用那些龌龊招数。因为以后自己还得东山再起呢,名声很重要。

    从王安石为苏轼求情这件事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没事儿就给自己捣乱、还鼓动别人一起捣乱的苏轼,王安石并没采用赶尽杀绝的手段,而是就事论事,免得以后没人再敢张嘴说话。

    而保守派也一样,逼得王安石辞职不干了,保守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司马光也没揪着王安石不放。

    该认同的道理照样认同,该反对的新法依旧反对。一切只对事儿不对人,并没说王安石下台了,他的所有主张就都是错的,就都要推倒重来。

    洪涛认为这一点才是宋朝最值得夸赞的地方,允许不同声音出现、不以言获罪、不搞人身毁灭的终极大招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同时,保住了人性中好的一面儿,尽量抑制住人性的恶。

    也正是因为王安石、李公麟都是知识分子性格,所以他们才有心情和自己这个疯驸马讨论国家大事,且不认为这是对牛弹琴。

    因为纯粹的知识分子有个非常明显的属性,他们愿意讲道理,尤其是和同类讲道理。能用道理说服别人在他们眼中是最高的成就,谁不服就抓起来逼着人家低头,在他们眼中就是臭流氓和人渣,很没德性。

    这次洪涛没给两位高官留任何颜面,他本身也是一个愿意讲道理而且口才不错的大喷子,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世界观。只要和对方有碰撞,那必须口吐莲花把对方说服为止。

    而且他研究过南宋朝廷的弊端,并针对其进行过彻底的改变,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所以喷起来就更言之有物、更有针对性和更具说服力。

    当然了,这个话题太大,哪怕是其中的某个具体小问题,想完全说明白也不是两三个小时能做到的。

    今天的主要战场基本都在青苗法上,这也是新政中最被人诟病和最难区分好坏的一点。不管做为防守方王安石还是进攻方洪涛,都把这块阵地当做了兵家必争之地。

    青苗法好不好?单就这部法规来讲肯定是好,它确实减少了农民的负担,还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但法规这玩意从来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宋朝有没有执行青苗法的基础呢?洪涛的回答是没有!

    从宰相到村里的小地主都是旧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心甘情愿的从自己兜里掏钱帮国家解决农民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也就都成农民了。

    人这个玩意,从古至今向来是用屁股决定脑袋的。原来农民租种地主大户的土地耕种、借高利贷买农具牲畜,一切收益都归地主大户,也就是归于士人阶层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等于是让农民向国库借钱交利息,跳过了地主大户士人这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能乐意才怪。

    这时候还能指望他们去帮着实行新法吗?他们只能一边很不情愿的糊弄事儿,一边想办法给农民增加负担,把他们损失的利益尽可能多的弥补回来。

    就算是不打算从农民身上捞钱的官员,现在也不得不向农民伸手了。因为新法是朝廷由上至下强制执行的,还做为考量官员政绩的硬性标准。

    这件事儿做为现代人应该特别熟悉,因为它就曾真切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当gdp成为升官的首要指标时,官员们会如何做就可想而知了。

    越是心狠手辣的缺德官员就越是能想办法获得更多的政绩,最终倒霉的还是农民。因为这些成绩都是从他们身上割下来的,血淋淋的带着热乎气被送进了国库。

    这样一弄农民的负担不仅没让青苗法减轻,等于是一边应付打着青苗法盘剥的酷吏、一边还得多掏一份儿地主大户的钱,负担反倒加重了。

    大部分农民是看不到这些幕后原因的,他们只知道原来没有青苗法的时候自己每年还能剩二百斤粮食,青苗法一实施年底自己就剩五十斤粮食了。

    其余那一百五十斤粮食哪去了?农民们算不出来,只能怪在青苗法头上,这是天经地义的。

    结果呢?就是新政在朝堂上被保守派官员们指责、在民间被广大人民群众骂。宋朝的商业再发达,它依旧是个农业社会,农民的境遇决定了整个国家的走向。

    皇帝一看,新法弄了半天两头都不受待见,能有信心继续坚持下去才怪。失去了皇帝的全力支持,除非把外星人弄来还有可能,只要是地球人,啥安石也没戏。

    再然后呢?就该找背锅侠了呗。即便皇帝想说这个馊主意是自己出的,朝臣们也不会答应。皇帝必须要完美,不能有大错,即便有也得由臣子们代替。

    所以吧,谁是跟着皇帝变法的主要人员,这个锅就得由谁来背。比如王安石,他就是改革的急先锋,成功了会变成千古一相,失败了就变成千古王八蛋。

    玩政治和做买卖一样,投入的大才有可能收获大,同样道理,获利大风险就跟着变大,世界上没有风险小、获利大的好事儿,生意和政治其实是一种游戏。

    这仅仅是就法规本身而言,但任何一部法规都不是单独出台的,制定它的人和组织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想借着这部法规干什么呢?

    具体到神宗这位年轻皇帝身上,洪涛闻到了浓浓的战争味道。好好的这么急于充盈国库、整备军队,总不会是要进行大阅兵吧?

    现在宋朝只有两个主要敌人,一个是西北的西夏、一个是北面的辽国。不管是要对西北还是对北用兵,都需要大量的钱财。

    看来这位皇帝大舅哥脾气还挺大、心气也挺高,他不想再两边受气,要放手一搏。赌赢了,他也能成千古一帝;赌输了,大不了再和谈呗。反正这些年朝廷光干这个事儿了,熟能生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皇帝这么想、这么做倒也没什么不对,赶上了战争时期的人民肯定是受苦,但如果能用一辈人的苦难换来儿孙几代人的和平,也算是一种可以获利的长期投资。

    有些人总说不该把人民卷入战争,那是害民。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利益,想得到更多好处就必须付出。你不愿意付出、他不愿意付出,那谁来付出呢?难道说你这辈子过舒服了,就不管儿孙了吗?

    付出是没错的,目标也没错,但如何保障这笔付出的回报率就是政府的责任了。

    不能说皇帝一高兴就付出一次,赔了还是赚了先干了再说。这样的付出真就没啥意义,赶上这么一位皇帝老百姓就只能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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