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林镇公安局晚上九点接到报警，说是某地一个小学老师被村民打了，值班民警问打得严重吗？电话那头支吾了一下，答曰：
“头上破了个大口子，门牙也丢了一颗。”
民警再问，手脚断了吗？送没送医院？
这边握着电话报警的校长又支吾了一下，从上到下审视一遍坐在桌边的周伟良，答道：
“脚能走路，手能拿刀。没送医院，就坐在我旁边。”
民警一听，只不过头上破了个口子，连医院都没进，还能走路拿刀，看来不是什么大事。需知乡下野蛮之地，打得头破血流之事几乎天天发生。总不能每时每刻都派个警察守着吧？
于是值班民警积极性就不高，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回应道：
“知道了，你们不要轻举妄动，我们马上派人过来。”
值班民警自作主张，临时调派三个协警，开了辆警车，去乡下处理打架之事。
这里周伟良坐在一边，听着校长报告自己的伤情，见他说得轻描淡写，十分不满，指着胸前，吼道：
“日你妹，我还断了三根肋骨。”
校长今晚为了周伟良的事，方便面没吃好，面条在口腔和鼻腔里三进三出；又大受惊吓，头上也撞了个大包。到现在对方还在用川味粗话吼自己，简直无礼之极，校长心里更加不满。
校长心想，日你妹你肋骨断了，刚才怎么不说？还有力气提着两把菜刀，把我吓得魂飞天外？
不过校长向来涵养功夫很好，并没当场发作，放下电话，冷冷地说：
“放心，他们已经派人来了。在路上。”
周伟良见电话早挂了，只好闷声不语。此后好几个小时，两人相对无言，就像一对正闹别扭的情侣。
学校离枫林镇四十里，路面坑坑洼洼，白天行车，时速顶多三十公里。晚上没有路灯，开车全靠开着远光灯前行，路面又窄，一不小心便开到水沟里，于是时速不敢踩到十公里以上。
警车赶到华光小学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
协警来了三个，都是年轻人。人家本来下了班在外面玩着呢，突然接到通知，要去办案。如果在城里还好，起码免了奔波之苦；可这件案子，偏偏又发生在遥远的小山村。
于是三人还未进门，便带着一定程度的情绪。毕竟都是普通人，开车摇晃四十多里，去侦办那么一个鸡毛蒜皮的小案件，带点情绪也难免。
关键是，一路这么摇摇晃晃，肚子早摇空了。晚上吃的那么点饭，恐怕撑不到凌晨之后。一会还怎么办案？
校长听到警车声，立马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大门口迎接，还没看清人家的脸，先将人家的手紧紧握住，大幅度摇晃了一会，连声道：
“辛苦了，辛苦了。这是个恶性事件，居然打老师，世风日下，人心浇漓，是不是？”
被握住的那位不答话，手一甩，直往屋里闯。
校长是个老江湖，一进到灯下，他便从脸色上看出，对方带着情绪；再一看脚步虚浮，便知道人家肚子饿了。
但是，在这个偏僻的破地方，别说餐馆了，连个像样的商店都没有，想要弄点什么东西招待人家，基本就是天方夜谭。
还好校长一向日子过得比较精明，办公室常年储备了几大箱方便面。有一箱刚开，只是早些时泡了一桶，没吃几口，喷得到处都是。
现在他自己也饿得前胸贴后背。
于是校长走到办公室角落里，抱出那箱方便面，放在桌上，脸带愧色地向众人道歉：
“山野小地，没什么吃的，先每人泡包方便面填肚子吧。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啊。”
道完歉，校长又开始许诺：
“明天吧，明天让学校厨子给大家做红烧肉。”
一个稍稍年长的协警大概是带队的，刚要出口阻止校长的举动，气几句，但校长是个泡面老手，手法熟练轻快，话音刚落，“嘶啦”两声，已经撕开了两桶，并且提起保温瓶开始倒水。
年长协警见状，只好作罢。况且警察办案吃包方便面，也不算什么出格之举。
王校长亲自泡了五桶方便面，每人一桶。包括被打得面目全非的周伟良。
十分钟之后，大家一起围坐在校长的办公桌上吃面。一边扒拉面条，年长协警便一边向周伟良问话：
“几个人打你？”
周伟良正好扒了一大口方便面，还没咽下去，口齿不清地答道：
“五个。”
将面条吞下去，觉得说轻了，又口齿清楚地更正道：
“不对，是六个。”
协警嚼着面条，心想你是不是被打傻了，连对方几个人都不知道？但毕竟面对的是受害者，要保持起码的怜悯之心，于是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他们用什么打你？”
周伟良正好又扒了口方便面进嘴，还是没咽下去，回答就又有点口齿不清：
“麻袋。”
此语一出，现场除了他自己之外的四个人，全都没忍住，轰然大笑。
而奇人王校长，第四次将口腔里的面条，从鼻孔里喷出来，喷得满桌都是。有几根残面，还很不小心地掉进了其他人的面桶里。
于是大家笑过之后，一阵恶心，将面桶一推，吃面之举，至此便告结束。只有王校长一人，坚持将面条吃完。
周伟良见自己被打得这么惨，这些家伙还能笑得出来，他心里既愤怒悲伤，却又不好发作，毕竟是自己说错话在先。而且面对的是办案警察。
于是他将嘴里的面条吐回桶里，清了清喉咙，哭丧着脸解释道：
“他们一上来就用麻袋罩着我的头，然后才开打的。”
这回大家都听懂了。而年长协警也终于理解，他为何连五个或六个袭击者都搞不清楚，原来是头上罩着麻袋呢。
协警们虽然方便无法再吃下去，但一路上积下来的情绪，倒也慢慢消失了。此时，年长协警耐心问周伟良：
“方圆十里八村，你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对方有你认识的吗？”
周伟良一懵，懵过之后便满心委屈，觉得这话问得很不尊重他，便粗着嗓门答：
“我不说过了，我头上罩着麻袋吗？怎么可能认识对方？”
此话虽然带着情绪，倒还知道避重就轻，没说他到底有没有得罪人。
协警倒也没追究前一个问题，反而耐心解释后一个问题：
“在罩麻袋之前，他们不可能隐形，对不对？难道你一眼都没看见？”
周伟良想了想，才摇头答道：
“一个都认不出。因为他们全部蒙着脸。”
协警大为失望。知道再也问不出什么，提出大家一起去堪查现场。周伟良倒是没什么意见，校长满心不爽，想道，深更半夜的，为什么连我也拉上去瞎折腾？
但校长还是跟着一起去了。原因是他怕周伟良脑袋被打糊了，到时在警察面前乱讲话。
来到凶案现场，大家用手电筒照了半天，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与端倪，因为白天天气晴好，晚上地上干燥，现场连个脚印都没留下。
一句话，这地方根本就看不出有人打过架。一个年轻协警一边拍照，一边满脸狐疑地问周伟良：
“是不是这里？你不是脑袋被罩住了吗？会不会记错？”
这回周伟良答话斩钉截铁：
“绝对是这里。看到这块石尖没有？我倒地的时候，屁股就扎在这上面，伤痕现在还没褪呢。”
说罢，立即就要脱裤子让人看屁股，并将伤痕与突出的石尖进行比对。
年长警察赶紧制止了他的下流动作，叉开话题道：
“你被罩上麻袋之后，他们用什么打你？”
周伟良边想边说：
“石头，板砖，还有木棍。”
话音刚落，又指着自己的额头和鼻子，伤心地诉说：
“看见没有，这都是用板砖拍出来的。”
年长协警看了一眼方圆十米以内的地上，没有石头，没有板砖，更没有木棍，于是也满脸狐疑地问道：
“你确定？”
周伟良歪头想了一下，更正道：
“不对，他们一定用的是铁棍，否则我胸前肋骨没那么容易断。”
言毕又指着自己前胸，语带哭腔向警察倾诉：
“捅了三下，断了三根。这帮锤子，下手太狠了哇。”
年长协警又四周查看了一遍，也没见到铁棍一类的东西。三位协警都有点啼笑皆非，此案到现在为止，搞不清楚行凶者究竟有几人，作案工具都无法确定。
惟一确定的可能就是作案地点，因为有周伟良的受伤屁股作证。
堪查现场就到此为止。当晚，三位协警在学校里胡乱凑合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三位协警开始到村里去调查此案，挨家挨户问话。正值农忙时节，大家都没什么闲功夫，因此答话时就有点敷衍了事。
尽管困难重重，三个负责的协警，还是了解到了与此案相关的很多情况。
据说，周老师喜欢在村里泡女人，睡了村里最漂亮的姑娘，搞大了肚子又将人家抛弃了；又据说，周老师踢翻了一个八岁的学生，致其小腿严重骨折。
另外，还有人悄悄告诉警察同志，周老师像条黄鼠狼，在村里偷吃了无数个新鲜家鸡蛋。半年时间里，起码有五次，活捉了村里的鸡，跑到田埂上烧成叫化鸡，一个人吃了。
总而言之，大家一致认为，周老师是个坏蛋。
三位协警，将了解到的情况写满了整本日记本，事后一翻，对破案却没什么大帮助。猜测起来，似乎汤小艳的爹和汤山的爹，两人嫌疑最大。
但案发之时，汤小艳的爹被人目击在村口挑水；而汤山的爹，被人看见在自己家后院里醉得一塌糊涂。全都有不在场证据。
汤山和汤小艳则可直接排除，一个是八岁的孩子，一个是弱不禁风的女子。都不符合周伟良自己对行凶者的描述。据他所说：
“都是成年凶汉。否则他们哪能打得过我？我可是练过的。”
于是，此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三个协警回城之后，周伟良再也无心教书，每天一起床，便对着学校四周的那几个小山村，咬牙切齿，喃喃自语。
这年暑假过后，周伟良辞去了教职，回到枫林镇，开始了他的江湖生涯。
“头上破了个大口子，门牙也丢了一颗。”
民警再问，手脚断了吗？送没送医院？
这边握着电话报警的校长又支吾了一下，从上到下审视一遍坐在桌边的周伟良，答道：
“脚能走路，手能拿刀。没送医院，就坐在我旁边。”
民警一听，只不过头上破了个口子，连医院都没进，还能走路拿刀，看来不是什么大事。需知乡下野蛮之地，打得头破血流之事几乎天天发生。总不能每时每刻都派个警察守着吧？
于是值班民警积极性就不高，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回应道：
“知道了，你们不要轻举妄动，我们马上派人过来。”
值班民警自作主张，临时调派三个协警，开了辆警车，去乡下处理打架之事。
这里周伟良坐在一边，听着校长报告自己的伤情，见他说得轻描淡写，十分不满，指着胸前，吼道：
“日你妹，我还断了三根肋骨。”
校长今晚为了周伟良的事，方便面没吃好，面条在口腔和鼻腔里三进三出；又大受惊吓，头上也撞了个大包。到现在对方还在用川味粗话吼自己，简直无礼之极，校长心里更加不满。
校长心想，日你妹你肋骨断了，刚才怎么不说？还有力气提着两把菜刀，把我吓得魂飞天外？
不过校长向来涵养功夫很好，并没当场发作，放下电话，冷冷地说：
“放心，他们已经派人来了。在路上。”
周伟良见电话早挂了，只好闷声不语。此后好几个小时，两人相对无言，就像一对正闹别扭的情侣。
学校离枫林镇四十里，路面坑坑洼洼，白天行车，时速顶多三十公里。晚上没有路灯，开车全靠开着远光灯前行，路面又窄，一不小心便开到水沟里，于是时速不敢踩到十公里以上。
警车赶到华光小学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
协警来了三个，都是年轻人。人家本来下了班在外面玩着呢，突然接到通知，要去办案。如果在城里还好，起码免了奔波之苦；可这件案子，偏偏又发生在遥远的小山村。
于是三人还未进门，便带着一定程度的情绪。毕竟都是普通人，开车摇晃四十多里，去侦办那么一个鸡毛蒜皮的小案件，带点情绪也难免。
关键是，一路这么摇摇晃晃，肚子早摇空了。晚上吃的那么点饭，恐怕撑不到凌晨之后。一会还怎么办案？
校长听到警车声，立马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大门口迎接，还没看清人家的脸，先将人家的手紧紧握住，大幅度摇晃了一会，连声道：
“辛苦了，辛苦了。这是个恶性事件，居然打老师，世风日下，人心浇漓，是不是？”
被握住的那位不答话，手一甩，直往屋里闯。
校长是个老江湖，一进到灯下，他便从脸色上看出，对方带着情绪；再一看脚步虚浮，便知道人家肚子饿了。
但是，在这个偏僻的破地方，别说餐馆了，连个像样的商店都没有，想要弄点什么东西招待人家，基本就是天方夜谭。
还好校长一向日子过得比较精明，办公室常年储备了几大箱方便面。有一箱刚开，只是早些时泡了一桶，没吃几口，喷得到处都是。
现在他自己也饿得前胸贴后背。
于是校长走到办公室角落里，抱出那箱方便面，放在桌上，脸带愧色地向众人道歉：
“山野小地，没什么吃的，先每人泡包方便面填肚子吧。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啊。”
道完歉，校长又开始许诺：
“明天吧，明天让学校厨子给大家做红烧肉。”
一个稍稍年长的协警大概是带队的，刚要出口阻止校长的举动，气几句，但校长是个泡面老手，手法熟练轻快，话音刚落，“嘶啦”两声，已经撕开了两桶，并且提起保温瓶开始倒水。
年长协警见状，只好作罢。况且警察办案吃包方便面，也不算什么出格之举。
王校长亲自泡了五桶方便面，每人一桶。包括被打得面目全非的周伟良。
十分钟之后，大家一起围坐在校长的办公桌上吃面。一边扒拉面条，年长协警便一边向周伟良问话：
“几个人打你？”
周伟良正好扒了一大口方便面，还没咽下去，口齿不清地答道：
“五个。”
将面条吞下去，觉得说轻了，又口齿清楚地更正道：
“不对，是六个。”
协警嚼着面条，心想你是不是被打傻了，连对方几个人都不知道？但毕竟面对的是受害者，要保持起码的怜悯之心，于是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他们用什么打你？”
周伟良正好又扒了口方便面进嘴，还是没咽下去，回答就又有点口齿不清：
“麻袋。”
此语一出，现场除了他自己之外的四个人，全都没忍住，轰然大笑。
而奇人王校长，第四次将口腔里的面条，从鼻孔里喷出来，喷得满桌都是。有几根残面，还很不小心地掉进了其他人的面桶里。
于是大家笑过之后，一阵恶心，将面桶一推，吃面之举，至此便告结束。只有王校长一人，坚持将面条吃完。
周伟良见自己被打得这么惨，这些家伙还能笑得出来，他心里既愤怒悲伤，却又不好发作，毕竟是自己说错话在先。而且面对的是办案警察。
于是他将嘴里的面条吐回桶里，清了清喉咙，哭丧着脸解释道：
“他们一上来就用麻袋罩着我的头，然后才开打的。”
这回大家都听懂了。而年长协警也终于理解，他为何连五个或六个袭击者都搞不清楚，原来是头上罩着麻袋呢。
协警们虽然方便无法再吃下去，但一路上积下来的情绪，倒也慢慢消失了。此时，年长协警耐心问周伟良：
“方圆十里八村，你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对方有你认识的吗？”
周伟良一懵，懵过之后便满心委屈，觉得这话问得很不尊重他，便粗着嗓门答：
“我不说过了，我头上罩着麻袋吗？怎么可能认识对方？”
此话虽然带着情绪，倒还知道避重就轻，没说他到底有没有得罪人。
协警倒也没追究前一个问题，反而耐心解释后一个问题：
“在罩麻袋之前，他们不可能隐形，对不对？难道你一眼都没看见？”
周伟良想了想，才摇头答道：
“一个都认不出。因为他们全部蒙着脸。”
协警大为失望。知道再也问不出什么，提出大家一起去堪查现场。周伟良倒是没什么意见，校长满心不爽，想道，深更半夜的，为什么连我也拉上去瞎折腾？
但校长还是跟着一起去了。原因是他怕周伟良脑袋被打糊了，到时在警察面前乱讲话。
来到凶案现场，大家用手电筒照了半天，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与端倪，因为白天天气晴好，晚上地上干燥，现场连个脚印都没留下。
一句话，这地方根本就看不出有人打过架。一个年轻协警一边拍照，一边满脸狐疑地问周伟良：
“是不是这里？你不是脑袋被罩住了吗？会不会记错？”
这回周伟良答话斩钉截铁：
“绝对是这里。看到这块石尖没有？我倒地的时候，屁股就扎在这上面，伤痕现在还没褪呢。”
说罢，立即就要脱裤子让人看屁股，并将伤痕与突出的石尖进行比对。
年长警察赶紧制止了他的下流动作，叉开话题道：
“你被罩上麻袋之后，他们用什么打你？”
周伟良边想边说：
“石头，板砖，还有木棍。”
话音刚落，又指着自己的额头和鼻子，伤心地诉说：
“看见没有，这都是用板砖拍出来的。”
年长协警看了一眼方圆十米以内的地上，没有石头，没有板砖，更没有木棍，于是也满脸狐疑地问道：
“你确定？”
周伟良歪头想了一下，更正道：
“不对，他们一定用的是铁棍，否则我胸前肋骨没那么容易断。”
言毕又指着自己前胸，语带哭腔向警察倾诉：
“捅了三下，断了三根。这帮锤子，下手太狠了哇。”
年长协警又四周查看了一遍，也没见到铁棍一类的东西。三位协警都有点啼笑皆非，此案到现在为止，搞不清楚行凶者究竟有几人，作案工具都无法确定。
惟一确定的可能就是作案地点，因为有周伟良的受伤屁股作证。
堪查现场就到此为止。当晚，三位协警在学校里胡乱凑合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三位协警开始到村里去调查此案，挨家挨户问话。正值农忙时节，大家都没什么闲功夫，因此答话时就有点敷衍了事。
尽管困难重重，三个负责的协警，还是了解到了与此案相关的很多情况。
据说，周老师喜欢在村里泡女人，睡了村里最漂亮的姑娘，搞大了肚子又将人家抛弃了；又据说，周老师踢翻了一个八岁的学生，致其小腿严重骨折。
另外，还有人悄悄告诉警察同志，周老师像条黄鼠狼，在村里偷吃了无数个新鲜家鸡蛋。半年时间里，起码有五次，活捉了村里的鸡，跑到田埂上烧成叫化鸡，一个人吃了。
总而言之，大家一致认为，周老师是个坏蛋。
三位协警，将了解到的情况写满了整本日记本，事后一翻，对破案却没什么大帮助。猜测起来，似乎汤小艳的爹和汤山的爹，两人嫌疑最大。
但案发之时，汤小艳的爹被人目击在村口挑水；而汤山的爹，被人看见在自己家后院里醉得一塌糊涂。全都有不在场证据。
汤山和汤小艳则可直接排除，一个是八岁的孩子，一个是弱不禁风的女子。都不符合周伟良自己对行凶者的描述。据他所说：
“都是成年凶汉。否则他们哪能打得过我？我可是练过的。”
于是，此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三个协警回城之后，周伟良再也无心教书，每天一起床，便对着学校四周的那几个小山村，咬牙切齿，喃喃自语。
这年暑假过后，周伟良辞去了教职，回到枫林镇，开始了他的江湖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