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皇帝和翁同龢之间的关系依然如此，那么怎么就在颐和园，就在这个翁同龢69岁生日这天早晨给了老人这么大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呢？我们姑且算起来似乎这个时候的光绪帝做不出来这样的事，那么又有谁能够假手光绪帝颁出这个上谕呢，那只能有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慈禧。(小说文学网)***慈禧怎么单单在这个时候就选择这个况，它究竟是不是慈禧呢？后来的史料证明，这个上谕确确实实是慈禧要求光绪帝颁的。为什么呢？史料记载，说“此旨系刚毅、西太后亲自手拟。”就这个旨意、这个上谕，是朝臣刚毅和慈禧共同拟定的，看来这一天，选择这一天的早晨要打击这个老人已经是想好了的事。
然后呢，后边的史料还记载，说在这个时候宣诏的时候，当这个诏书拿出来的时候，光绪帝是一种什么样的况呢，光绪帝是“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我们感觉这个史料应该说是光绪帝的实录，是他的真实的一个表现。我们还要问了，慈禧干嘛？打完了珍妃之后，不久又开始要惩罚翁同龢，翁同龢究竟犯了什么错，给这个老人以这么大的一个严厉的惩处？从上谕上来看，慈禧给翁同龢两个罪状，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个罪状是“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什么是众论不服，就是指责这个时期翁同龢做事不好，众论不服，有人要参奏他。在朝廷当中，在政治分野斗争非常剧烈的地方，很难有一个人尽善尽美，让人说不出来，毕竟有派系存在，你的这一派未必别人就能够同意，所以翁同龢兢兢业业这么多年，如果说没有人参奏他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大的参奏我们还真的没有现，但是这是他的一个罪状。
第二个罪状是什么呢，说他在召对的时候喜怒见于辞色。高兴的时候表现出来，不高兴的时候也表现出来，很张狂。那么喜怒见于辞色在我们今天感觉，那应该说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工作的时候工作态度问题，有的时候高兴也表现出来，不高兴也表现出来。
从这两个罪状上来看呢，我们感觉到，前者似乎属于工作上的失误，后者那就是工作态度，就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那么两者之间，两者之间，我们感觉到，第二个罪状应该是为了给前一个罪状能够增加更重的砝码而带来的，也就是免于孤证，所以后边这个罪状我们觉得并不重要。
画外音：慈禧为罢黜翁同龢而罗列的罪名实在差强人意，所谓“喜怒见于辞色”的理由带着极强的主观性，很明显，实际上慈禧并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罢黜翁同龢的，在罪名的背后一定有着更深层次和更致命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当灾难来临的时候，翁同龢自己清不清楚，得罪慈禧的真正原因呢？
隋丽娟：
翁同龢思来想去，只有一件事可能会引得慈禧不高兴。只有一件事，可以说能够导致众论不服，也就是所谓的众论不服。那就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个时候翁同龢正在全力地支持光绪帝进行戊戌变法。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应该说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个失败之惨、签订的条约之屈辱，在中国历史时期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事。这个时候国人愤慨，光绪帝的刺激也是非常之大。他身为国家的皇帝，在这个时候，他不能够挽国家于既倒，而且对于当时的朝政又奈何不得，对于这个亲政不久的，而且要有所作为的皇帝来说刺激确实很大，所以他一直在苦苦地寻找着能够在这个时期能够救国哪怕是治国的方法。这个时候他的老师给他极力推荐一个人，那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在京这一年正好甲午年正好是清朝的会考年，所以各地的举子都来到北京来会考。就在这个时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来到了北京，于是整个北京地区群激愤，来到北京会考的举子们也非常地激愤，于是，在康有为等人共同的领导之下，有一个上书，这个上书就大家知道的《公车上书》。这个书当中一共是洋洋洒洒18000多字，这18000多字当中，陈列的就是中国不能够签订这个条约，拒绝和议，而且应该变法。所以，他旁征博引，对比中外古今，要求这个时期中国必须变法，虽然这个上书光绪看不到，但是这个信息已经通过他的老师已经得到了，而且翁同龢竭力地支持应该重用康有为。所以光绪帝这个时期里，应该说在苦苦地寻找救国的良方的时候，似乎他看到了一线希望，所以他想变法。史料当中记载，说光绪帝在得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特别地高兴，他曾经是“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这个时候呢，甲午战败之后光绪帝特别地忧愤，所以呢，他也想找到中国战败的原因，然后也想找到变法的图强的这样的好的方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常常和枢臣们商议，有关于维新变法，就康有为提出来的维新变法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个时期应该说，翁同龢是竭力地支持光绪帝要做这件事的。
然后呢，后边的史料还记载，说在这个时候宣诏的时候，当这个诏书拿出来的时候，光绪帝是一种什么样的况呢，光绪帝是“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我们感觉这个史料应该说是光绪帝的实录，是他的真实的一个表现。我们还要问了，慈禧干嘛？打完了珍妃之后，不久又开始要惩罚翁同龢，翁同龢究竟犯了什么错，给这个老人以这么大的一个严厉的惩处？从上谕上来看，慈禧给翁同龢两个罪状，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个罪状是“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什么是众论不服，就是指责这个时期翁同龢做事不好，众论不服，有人要参奏他。在朝廷当中，在政治分野斗争非常剧烈的地方，很难有一个人尽善尽美，让人说不出来，毕竟有派系存在，你的这一派未必别人就能够同意，所以翁同龢兢兢业业这么多年，如果说没有人参奏他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大的参奏我们还真的没有现，但是这是他的一个罪状。
第二个罪状是什么呢，说他在召对的时候喜怒见于辞色。高兴的时候表现出来，不高兴的时候也表现出来，很张狂。那么喜怒见于辞色在我们今天感觉，那应该说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工作的时候工作态度问题，有的时候高兴也表现出来，不高兴也表现出来。
从这两个罪状上来看呢，我们感觉到，前者似乎属于工作上的失误，后者那就是工作态度，就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那么两者之间，两者之间，我们感觉到，第二个罪状应该是为了给前一个罪状能够增加更重的砝码而带来的，也就是免于孤证，所以后边这个罪状我们觉得并不重要。
画外音：慈禧为罢黜翁同龢而罗列的罪名实在差强人意，所谓“喜怒见于辞色”的理由带着极强的主观性，很明显，实际上慈禧并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罢黜翁同龢的，在罪名的背后一定有着更深层次和更致命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当灾难来临的时候，翁同龢自己清不清楚，得罪慈禧的真正原因呢？
隋丽娟：
翁同龢思来想去，只有一件事可能会引得慈禧不高兴。只有一件事，可以说能够导致众论不服，也就是所谓的众论不服。那就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个时候翁同龢正在全力地支持光绪帝进行戊戌变法。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应该说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个失败之惨、签订的条约之屈辱，在中国历史时期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事。这个时候国人愤慨，光绪帝的刺激也是非常之大。他身为国家的皇帝，在这个时候，他不能够挽国家于既倒，而且对于当时的朝政又奈何不得，对于这个亲政不久的，而且要有所作为的皇帝来说刺激确实很大，所以他一直在苦苦地寻找着能够在这个时期能够救国哪怕是治国的方法。这个时候他的老师给他极力推荐一个人，那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在京这一年正好甲午年正好是清朝的会考年，所以各地的举子都来到北京来会考。就在这个时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来到了北京，于是整个北京地区群激愤，来到北京会考的举子们也非常地激愤，于是，在康有为等人共同的领导之下，有一个上书，这个上书就大家知道的《公车上书》。这个书当中一共是洋洋洒洒18000多字，这18000多字当中，陈列的就是中国不能够签订这个条约，拒绝和议，而且应该变法。所以，他旁征博引，对比中外古今，要求这个时期中国必须变法，虽然这个上书光绪看不到，但是这个信息已经通过他的老师已经得到了，而且翁同龢竭力地支持应该重用康有为。所以光绪帝这个时期里，应该说在苦苦地寻找救国的良方的时候，似乎他看到了一线希望，所以他想变法。史料当中记载，说光绪帝在得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特别地高兴，他曾经是“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这个时候呢，甲午战败之后光绪帝特别地忧愤，所以呢，他也想找到中国战败的原因，然后也想找到变法的图强的这样的好的方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常常和枢臣们商议，有关于维新变法，就康有为提出来的维新变法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个时期应该说，翁同龢是竭力地支持光绪帝要做这件事的。